十年砍柴：农民的贫穷宿命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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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贫穷宿命如何破解
by 十年砍柴
高满堂编剧的60集电视连续剧《老农民》第一幕，我以为特别有象征意义：男一号的牛大胆（陈宝国饰）的父亲和牛三鞭和女一号杨灯儿（牛莉饰）的父亲老驴子在黄河滩上拔河，这一对老冤家以胜负来决定杨父是否将女儿嫁给求亲的牛家。
浑浊的黄河、龟裂的河滩，两位贫穷而倔强的农民在为自己的尊严、为儿女的幸福角力——这几乎是中国三千年农民命运的缩影。甚至可以说，这一幕，即是黄河边的中国。
中国是个农耕文明早熟的国度，也一直是保有世界上农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在娱乐为王的今天，电视上农民的题材实在太少，其他文艺形式反映农民命运的亦不多。或许这类题材有着时代不能承受之重，或许是多数影视人无法从这类题材中发掘出审美与情感的亮色。《老农民》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少有的真正把农民当成主角、正角来叙述的连续剧。看完这部时间跨度达六十年的鸿篇巨制，可看出导演和编剧的野心，他们希望拍出一部反映一个甲子中国农民命运之跌宕起伏的史诗。
当然，可以说编导人员对这六十年农民的苦难在细节的处理上和问题的触及深度上有些淡化和弱化，这个原因我想大家能够理解。但从大的格局和历史真实来说，编剧和导演没有回避六十年内中国农民在某些历史时期内被折腾的经历。如浮夸风、三年饥荒、“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能直面这些历史并想办法用艺术手段重现，在当下的中国已是相当的了不起，值得尊重。
14年前，湖北省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当时的总理上书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个“真”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甚至是三千年中国农村的写照。但从历史层面的认知上，农民从来都是伟大的，其“主人翁地位”是很高的。古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其中的“士”是治理社会的官员阶层或以做官为目的的读书人群体，“士”阶层的人大多数是其他三个阶级主要是“农”的衍生，农民的子弟读书取得功名获得做官资格就进入了“士”的阶层。在三大直接创造财富的阶层中，农民是最重要的，历代统治者多重农轻商贱工，重视农业乃是“务本”。
但在几千年的农业帝国里，本之所系的农民生存状态却是最差的。可以说，“农民真苦”是中国几千年农民的宿命。历史上，当王朝政治腐败，农民不堪忍受时，纷纷投入造反的洪流，领头者的动员口号几乎都是“等贵贱、均贫富”之类的口号。但最终新王朝建立，广大农民得到的却是“等卑贱、均贫穷”的结果，农民们过着几乎“平均贫穷”的生活。《老农民》第一集中，一个农民角力输了，不得不答应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另一个更穷的农民的儿子，而后者连一斗麦子的聘礼也得去地主家借贷。这是历史上中国大多数农民生存的真实状态。
中共在农村进行了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土改”。这在地主马大头的嘴里，就是改朝换代——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以往的新王朝建立后，一般会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措施以纾缓民苦，新王朝也只会没收旧王朝大官的土地或将因战争而无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不可能彻底改变所有土地的产权归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政治上的表述，而在民商事制度上，一个皇帝也无权平白无故地夺取一户农民的田产。
共产党的土改是暴风骤雨式的，是翻天覆地式的，地主的土地被剥夺用来重新分配。中国历史上确实第一次实现了“换贵贱”——似乎超越了简单的平等，而是旧有的“贵贱”颠倒过来了，贵者变贱，如马大头和他的儿子马仁礼；而贱者变贵，如赤贫的牛大胆成为农会积极分子，进而成为农村社会里的领头人。
这种靠强大的政治力量造成的“平等”，让新政权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但这种“平等”并没有使农村的落后生产力有根本的改观，也未能改变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眼看就要步历代王朝之后尘，土地平均后很快又产生新的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因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智力、出身、勤劳程度、机会是不均衡的，真正实现均贫富是不可能的。
土改后不久，中国许多农村就有游手好闲之徒把分得的土地贱卖，自视为开天辟地的新政权领导者自然不愿重蹈覆辙。那么，历史的循环如何打破？于是有了长达三十年的试验：由互助组而低级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土地全部收回来集中在政权的手中，任何一户农家不论是被管制的地主后代马仁礼，还是土改中的骨干牛大胆，都不能个人拥有土地。理论上说，每一个农民（被管制的四类分子除外）都是所在集体（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任何农民都不能处置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历史上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乌托邦之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似乎要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实现。
但结果呢？《老农民》这部剧里有真实的反映。“有田同耕”是实现了，但农民们“饱暖”的程度甚至不如土改以前。这种模式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其结果一定是抹杀农民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所有怀着“敢教日月换新天”之奇志的政治人物，以为自己完全能替民做主，大事小事包揽，用自己的政治魔力驱使农民们去努力生产，进而共同富裕。这种违背人性与经济规律的行为，一定是自认为播下了“龙种”，而收获的是不折不扣的“跳蚤”。
当“文革”浩劫结束，坚冰开始融化时，经历过三年大饥荒、“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牛大胆，代表他的乡亲向前来视察的地委周书记发出“天问”，为什么跟着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还是吃不饱饭？
这一“天问”，随着联产责任承包制推行得到了部分的缓解。农民又一家一户耕作自己的土地，于是开始吃饱饭了。这个解决的方式无非是恢复到土改时的状态，三十年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原点。
但历史并不能真正回到原点，农村人口增多，人均耕地减少，一家一户的耕作仅仅只能使农民免于饥饿而已，距离富裕还很遥远。农民的富裕必定找传统农业之外的路子，牛大胆和冯仁礼作为农村中“能人”“智者”的代表，也就是这么做的。
《老农民》用60集讲述一个看上去很普通但常常被人忽视甚至颠覆的常识：牛大胆和他的乡亲们一旦有一点自主权，就能绝处逢生，生存状态得到改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里唱的就是这样的常识。
连续剧最后一集，行将就木的牛大胆终于得到了一纸土地使用证。就如他一生所恋的杨灯儿那样，青春时期所追求的土地和女人，总算在暮年的那一刻属于自己。但这种获得感却似梦似幻，并不那么真实。从法理上来说，持有“土地使用证”的人只能是土地长久的租种者，获得的只是“永佃权”。他并没有获得物权意义上对土地的完全拥有。而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权利，必然靠其所有的政治权利来保障，即他能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公共事务管理者，而非靠皇恩浩荡得到土地所有权的赐予。
农民这两大根本权利有保障了，我以为三千年来农民“均贫穷”的宿命才可能真正破题。
（注：内文配图为《老农民》剧照，原文刊发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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